不愛衝突卻兩度榮奪世界辯論冠軍？哈佛大學的思辯溝通術：用辯論讓人好好溝通

辯論，是讓人好好溝通的工具

不到九歲生日，我便喪失了表達異議的能力。這種能力漸漸磨蝕殆盡，沒有確切的消失時刻，只有緩慢而穩定的淡去。起初，我試圖挽回。儘管話語卡在喉嚨，我會設法吐露我的反對。可是爭執要花力氣，有風險，還得曝露自己的真心，久了便厭倦了。於是，我開始在言談間的沉默裡駐足徘徊，一旦陷入沉默，我便告訴自己，我可以在安全又隱密的沉默中找到生存之道。

當時是二○○三年七月，父母跟我剛剛從南韓前往澳洲。為了追求生活、工作、教育的新鮮機會，才決定移民，原本令我振奮，然而到了雪梨北部瓦倫加（Wahroonga），在這個清幽的富裕郊區落腳，我才明白自己的愚蠢。我們撇下了好友、以真正的辛香料烹調的食物、與我們使用相同語言的四千八百萬人。結果呢？結果我覺得格格不入，無論是在沃爾沃斯超市（Woolworths）的冷藏區走道，或是在當地公園的攀爬架頂端，都有一種被硬生生拎出來的感覺，令人困擾。

對於我的怨言，雖然父母同情，但他們卻不為所動。他們一再地說這只是過渡期，會引發不安與困惑很正常，於是我明白了他們的態度。

我的父母兩人迥然不同。我父親來自人丁興旺的保守家庭，成長於朝鮮半島最東端的鄉鎮。我母親是首爾人，由溫文爾雅的改革派人士養育長大。我父親謝絕物質享受；我母親則生性奢華。他喜愛結交朋友；她重視觀點。但移民的各個階段凸顯了他們共同的特質：熾烈的獨立自主與實現夢想的決心。

在雪梨的最初幾週，父母讓我坐在出租車的後座，開車在城裡四處奔波，將待辦事項一一辦妥。採購家具、註冊稅號、承租公寓—每件事都將我們與這座城市更緊密地綑綁在一起，卻無法增進歸屬感。我問爸媽有沒有我能效勞的事，他們說我只有一項任務：「適應學校的生活，好嗎？」

我註冊的小學在郊區，瓦倫加的當地人稱為「荒野學校」（Bush School）。學校的四周是自然保護區，校園隨時都瀕臨被植物侵占的狀態。一叢叢的灌木攀附著教室窗戶，跟耳朵一樣大的菇類在無人的露天廣場座位上欣欣向榮。夏季時，校園鬱鬱蔥蔥，蒼翠欲滴。然而在那年八月的冬季週一早晨，我念三年級的第一天，葉片微微泛出銀光，暗影遮蔽了校園的邊界。

在三年班的黑板前，年輕的霍爾小姐（Miss Hall）一身粉藍色的衣裳，臉上的所有稜稜角角彷彿都消融在柔和的表情中。她招招手，示意我進教室，我拖著腳步到教室前方，她以完美的草書在黑板寫下：「徐輔賢，南韓人。」在我面前，差不多三十個人看到這出乎意料的文字組合，紛紛瞪大了眼睛。

在那一整週，我都是全班的關注焦點。在操場，我發現博得最多笑聲的把戲是戲謔的鬥嘴。一位班上同學會讚揚西方文明的成就—「白麵包很不錯吧？」我則搬出自己會的數十個英文單字回應：「才不呢，米飯更好！」其他小孩會搖搖頭，卻掩飾不住他們對衝突的喜聞樂見。

一個月下來，同儕對我的新鮮感漸漸消退，我跟他們的分歧就變了個樣。當我們在運動場上或是在做分組作業時起衝突，我會遲疑不決地嘗試為自己說話，一邊感到惱怒，閃現怒氣。在那些零和的情境中，我察覺身為異類，動不動便會引發爭執，要是一個手勢或是幾句話被誤會或曲解，便可以把人逼到崩潰。

跨越語言藩籬最艱難的部分，是適應跟人的實際對話，也就是習慣對話迅速而多層次的節奏和許多說變就變的觀點。這些難處會在爭吵時加劇。言語會變得沒那麼精確，而壓力會壓制一個人的能力。不嚴謹的言語與殘破的句子，就像是支離破碎的言論渣滓會絆倒我，我始終沒有辯出什麼名堂。

有些孩子也沒什麼惡意，就是憑著野性的本能追求力量，利用了他們的優勢。他們會皺起臉，詢問有沒有人聽得懂我在說什麼。其他人會拚命打圓場，又無法堅定和事佬的立場，最後撇下一句懦弱的「算了」便走人。連著幾個月，我都在努力不要屈居下風。奮戰的我、討價還價的我、懇求的我，每個我都在盡本分。

二○○三年十一月，在學年即將結束時，我察覺自己不想再跟人理論了。任何問題或原則，似乎都不值得我付出異議的代價。要是我試圖推翻別人的見解，我的腿、胃、喉嚨至少有一個會造反。

因此，我學會了露出疏遠的笑容。在教室，我會忙不迭地承認無知；在操場，我會認錯。即使語言能力有了進步，我最常用的詞彙範圍縮減到了「是」跟「好」。在剛開始妥協的那陣子，我牢牢記下自己不曾吐露的異議，想著也許改天會想說出口。但時間一久，連那些記憶都淡去了。

到了二○○五年一月升上五年級，我已經懂得如何讓自己的親和力發揮最大的效益。學校成績單上的評語稱讚我性格開朗、肯聽話。在朋友之間，我會調停衝突，引導眾人對話，讓大家達成共識。我父母跟在南韓的親戚說，我適應得相當不錯。

我的確適應良好。在爭執中，啞口無言曾經令我覺得丟人，但那時的我認為真正丟人的是選擇了跟人理論，吵得面紅耳赤、口沫橫飛，是怎麼辯都沒用。我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能夠平安渡過童年的妙法。

二○○五年三月的某一天下午，發生了一件事，瓦解我建構將近兩年的生活習慣。

不喜歡爭執，卻參加了辯論比賽

午休後，我走進禮堂，一邊咒罵我背叛了自己。三天前，我的五年級老師萊特女士（Ms. Wright）號召自願者參加學校的新活動：「辯論，是一種有組織架構的議論，由兩支隊伍爭取觀眾在情感與思想上的認同，彼此鬥智！」幾乎每個人都敬謝不敏，我舉步就往教室外走去，老師向我招招手，我便點頭同意了她的請求。為了不跟老師爭執，我選擇去辯論。

規則很簡單：中立的第三方會指定一道辯題，例如：「我們應該全面禁止動物園存在」，不管每個人的實際信念是什麼，直接指派三個人擔任正方的隊伍，另三個人是反方的隊伍。正方的第一位辯手開啟辯論，然後雙方輪流上陣，直到每一位辯手都用完他們分派到的時間（我們是四分鐘）。

辯論結束後，代表中立的評審，通常是辯論的老手會裁定哪一方獲勝。他們評量每一位辯手的標準有三項：言語的風格、論述的內容、發言的手段或策略。但他們最終極的裁量只需要摸著良心，思考一個問題：哪一方說服了他們？

前一天晚上，我沒睡好。正規的辯論隊準備論據的時間有限（從十五分鐘至一小時不等），學校卻給了我們好幾天，實在很好心。對我來說，平常鬧意見的惱人之處，就是得當場回應。我真的恨不得發生口角時能讓時間靜止，即使只停個一時半刻，我也能整理思緒，挑出適當的言語。既然正方的第一位辯手是我，我便可以預先規劃好一切，埋頭研究題目，寫稿寫到三更半夜。

禮堂的布置很簡單，舞台上有兩張桌子，每張桌子有三個席位，席位從適當的高度面向大概六十位學生，他們坐在排得歪歪斜斜的幾排座位上。我避開他們注目的視線，走在兩位隊友的後方：依莎貝拉（Isabella）是步伐很大的運動健將，還有神經質的男孩提姆（Tim），我們的目的地似乎令他兩腿打顫。雨水落在金屬屋頂上，奏出不祥的打擊樂曲。

我們的對手是五年班，也就是五年級的另一個班級，他們已經就坐，當我們登上階梯，來到與他們相同的高度，他們向我們亮出嘲諷的臉色。他們隊伍裡的兩位女生很快便恢復閒聊，向在觀眾席的朋友們揮手。但是第三位成員亞瑟（Arthur）一直看著我們這邊，他是戴著金屬框眼鏡的模範生。平時在操場上，亞瑟就讓我傷透腦筋，他把聰明才智用在展示自己卓越的知識，從植物學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各種主題都能飛快拋出論述，還一直打斷別人，讓人說不了話。

可是在這座舞台，每個人的發言時間與考核標準都保證一樣，亞瑟似乎便不是那麼可望不可即。之前，我只注意到他挑起的眉毛和擦得亮晶晶的鞋子，那時我突然看見他襯衫上的小小汙漬和他右頰的痣。

在舞台中央，萊特女士將一頭濃密的頭髮撥到後方，以宏亮的嗓音開啟辯論比賽：「午安，歡迎各位！你們即將看到的是一場辯論。在辯論比賽中，在一個人發言的時候，不管這個人是誰，其他人都要靜靜地聽。」她伸出一根手指放在嘴脣上，以長達二十秒的「噓」引導觀眾安靜下來。

接著，萊特女士用另一隻手拿起一本筆記。「把你們的筆記本橫放，在頁面上畫出六個欄位，每個辯手一欄。我要你們在欄位裡，寫下每個辯手提出的全部論點。辯論賽的規則是每一個論點都要有一個回應，因為有人提出了那個論點。」觀眾連忙照著她的吩咐動作。有的孩子用尺畫出四平八穩的完美線條；有的人徒手畫線。「辯論完畢後，判斷贏家的基準並不是我們抱持的立場，

也不是看辯手是誰，而是根據論點的品質。有問題嗎？」然後，我聽到辯題—「我們應該全面禁止動物園存在」，隨後是我的名字。我成了禮堂裡眾所矚目的焦點，心情不禁沉重起來。為了打斷掌聲，我收拾好索引卡，走向舞台中央。

從台上邊緣看去，是我前所未見的景象。觀眾席的每一雙眼睛都盯著我。每一張嘴巴都開開的，卻沒有出聲。評審是一位六年級的老師，他握著筆，筆下是空白的筆記本，準備寫下我的主張。從我搬到澳洲以來，那是我第一次覺得或許會有人聽見我說的話。

幾年來，我都在閃避爭執，但沒有奔向爭執是不是錯了？

好好議論，是社會應有的本質

在二○○五年那個決定性的日子之後十七年，我依然朝向良性的異議邁進。在這條路上，我抵達了幾座里程碑，但沒有終點線。我兩度贏得世界辯論大賽的冠軍，輔導過兩支世界頂尖的辯論隊：澳洲中學辯論隊（Australian Schools Debating Team）與哈佛大學辯論聯盟（Harvard College Debating Union）。我輾轉世界各地，從南韓到澳洲，還去了美國和中國，並且在每個地方追求更精妙的異議之道。

在我的生命歷程中，經歷過兩種形式的辯論。一種是賽場辯論，這是正式的比賽，對立的雙方要在公正的評審面前，依據他們分派到的主題發表論述。這種競賽的起源要回溯到古代，也就是回溯到古希臘的修辭教育，還有回溯到早期佛教徒的宗教訓練，而辯論賽的演進則與議會民主制度的發展交織。如今，賽場辯論在世界各國的中學與大學欣欣向榮，多到誇張，就連前總統與首相、最高法院法官、產業領袖、得獎記者、知名藝術家、公民社會領袖，都曾經是辯手。辯論是相當容易上手的活動，卻不可能精通，因此小孩子和總統候選人都可以參與。（這兩者說明了什麼？）

另一種形式的辯論，則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分歧。沒幾個人會加入辯論隊，但每個人在大部分的日子裡，都會經歷到某種形式的爭辯。既然我們不只對世事應該如何莫衷一是，對世事的現狀也眾說紛紜，光是討論都能引發衝突。在隨之而來的各執一詞中，我們試圖說服別人、找出解決方案、測試信念、捍衛自尊。我們正確判斷出自己的個人利益、職業利益、政治利益，不但要仰賴我們贏得這些爭執的能力，也要仰賴我們以正確的方式勝出。

我的主張是辯論可以教導我們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，以更好的方式提出異議。擅長異議之道的好處多多—可以達成自己的目的、減少未來的衝突、維繫與對手的關係……這些都會在本書一一介紹。但我要以更謙和的言詞定義異議的宗旨：我們提出異議的方式，應該達成一個有異議比沒異議好的結局。

賽場辯論的五項基礎要素有：主題、立論、反駁、修辭、靜心，操作每一項要素有其所需的技巧與策略。我相信這些要素揭露了日常議論的根本道理，總結來說，形式正規的邏輯容易理解，應用範圍也比談判協商更廣。

而賽場辯論的方法可以活用到四個生活場景—劣質的異議、人際關係、教育學習、科技，我將在《哈佛大學的思辨溝通術》會在提出充分的理由，說明優質的議論為什麼可以改善我們在私人與公共領域的生活。在此，我主張已有千年歷史的傳統賽場辯論，可以讓我們更有凝聚力，而不是杜絕議論，群體才能運作順暢。一如任何踏實的驗證，結論並非總是顯而易見。辯論的歷史充斥著支配、操縱、油嘴滑舌、排除異己的事件。但我主張辯論也有可能開創出更美好的局面：我們的生活與社會，都因為令人振奮、有愛心、揭露訊息的異議而更豐富多彩。

我明白在這種時機寫一本探討良性議論的書很怪。這年頭，沒有多少人會被送上沙場，向政治對手開戰，但分歧在人心中勾出的猜疑、蔑視、憎惡，似乎跟以往一樣鋪天蓋地。在隨之而來的爭論中，我們居心不良，各說各話。正是在這種時候，辯論的意願似乎上升了，但在辯論中維持對話所需的價值觀與技巧卻跌到最低點。這便是我們所說的「兩極化」（polarization）—問題不在我們意見不合，甚至也不是我們有太多或太頻繁的異議，而是我們表達不同意見的方式很拙劣：我們的爭吵既痛苦又無用。

在眾聲喧嘩中，有的人放棄了提出異議的希望。二○一二年，美國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米特・羅姆尼（Mitt Romney）在一場私人聚會中說，四七%的人永遠站在民主黨那一邊，那些人長期仰賴政府接濟，不繳所得稅。四年後，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.柯林頓（Hillary Clinton）說對手的支持者有一半「極其惡劣」。兩位政治人物都道歉了，儘管認定有些人無法被說服、不能理性議論的想法是禁忌，卻是已經融入選舉政治的一般邏輯思維。

然而，對溝通喪失信心的最嚴重後果，可能更容易出現在戀人、朋友、家人之間的沉默中。加州大學（UniversityofCalifornia）的研究人員發現，在二○一六年美國總統選舉後幾週，當政治立場相反的選區民眾共進感恩節大餐，他們聚餐的時間縮短了三十至五十分鐘。「全國跨黨派的感恩節大餐對話，減少了三千四百萬個小時。」

可惜，從來沒有比現在更適合辯論的時代。如今這個時代，我們擁有空前的個人自由、選舉參政權、全球連結。我們的輿論更多元，公眾的對話也受到更多的質疑，這是史無前例的現象。承認我們分歧的意見不盡完美，並不需要貶低這些重要的成就，也不代表我們應該美化過去。我們不曾接納過這樣的多元化，也沒更懂得駕馭我們的異議。因此我們需要打造一條新的出路。

在如此動盪不安的時代，我們或許會情不自禁地渴望萬眾一心，也就是守住我們的共同點，排除異己。雖然我天生是內向人，大多時候都會感受到羞怯本能的拉力，但我也親身經歷過這種渴求的苦果。

在雪梨的童年歲月裡，有好幾年我都在消弭生活中的糾紛，試圖建立共識。這樣的經歷讓我相信愉快的生活並不多見，因為維繫那種生活必須付出太多的妥協與自我背叛。那會侵蝕人際關係中最寶貴的特性，包括：直率、質疑、脆弱性。

我在世界各地的閱歷，則讓我相信少了異議的政治生活也是貧瘠的。在最佳狀態下，國家是由不斷發展的議論構成的。這樣的族群觀點，最能尊重人類的多元化與開放性的未來；反之，一意孤行地堅持萬眾一心，在歷史上往往會走向獨裁專制與簡陋的多數主義。在自由開化的民主世界，進行良性的議論不僅是社會該做的事，也是社會應有的本質。

爭執，是重新打造這個世界的解藥

剛到澳洲那些年的痛苦歲月中，我知道自己的苦難是怎麼來的。我在主日學校（Sunday school）* 學過，一座名為巴別（Babel）的城市導致我們有各種語言。這個世界的人類曾經只有一種語言，傲慢自大的人類決心建造一座能夠直通天堂的高塔。然而，當高聳的建築突破天際，上帝震怒了，出手干預。祂打亂人們的語言，大家再也不能彼此理解。接著，祂把人驅散到世界各地。

許多年後，我對這則故事才有不同的解讀。巴別塔崩毀以後，人間亂象四起，形成了新的文化與方言—這是作家童妮.摩里森（ToniMorrison）在獲得諾貝爾獎後的演講中，雄辯滔滔提出的見解。我們從巴別塔上被趕下來，在街區安家落戶，展開艱辛的旅行與翻譯。

巴別塔被毀了，我們不得不開始辯論，但辯論給了我們更開闊的人生。

常有人問我，怎麼有辦法在論戰中抒發己見，這裡指的不是朋友間的鬥嘴，而是在競賽的壓力下。這個提問，讓我苦思答案多年。如今，我反而納悶怎麼有可能不抒發己見。隨然提出異議不見得是回應衝突的最佳方式，但披露的訊息卻可能是最豐富的。我們爭吵的時候必須吐露自己的想法，這是鬥毆或簡單的忍耐做不到的。當我們跟世界起衝突時，我們會發現自己的界線，看見自己的本性與信念。

現在，我們習慣將異議視為社會出問題的癥兆，或是當作我們不知滿足的原因。的確，異議兩者皆是。但我最終極的希望是說服讀者，爭執也可以是解藥，是重新打造這個世界的工具。在初次接觸辯論的那個二○○五年三月午後，我對這些一無所知，也不具備這些口才。但我覺得自己得到了救生筏，不僅能夠自救，還能前往光明的未來，只是我得堅持下去。我從舞台基督教教會主持的宗教教育課程，因為在主日（Sunday）進行，故名。

邊緣凝視觀眾，感覺到有個東西在內心萌芽：那是我的抱負，青嫩且堅定。我的呼吸慢下來。我回想辯詞的開頭幾句，覺得腳下的地面恢復堅實。我猜一旦自己開講了，或許永遠不會再停下。發聲就是這麼回事：你絕不會知道下一句會是什麼。

* 基督教教會主持的宗教教育課程，因為在主日（Sunday）進行，故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