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愛衝突卻兩度榮奪世界辯論冠軍?哈佛大學的思辯溝通術:用辯論讓人好好溝通

2023-09-15 14:50

辯論,是讓人好好溝通的工具

不到九歲生日,我便喪失了表達異議的能力。這種能力漸漸磨蝕殆盡,沒有確切的消失時刻,只有緩慢而穩定的淡去。起初,我試圖挽回。儘管話語卡在喉嚨,我會設法吐露我的反對。可是爭執要花力氣,有風險,還得曝露自己的真心,久了便厭倦了。於是,我開始在言談間的沉默裡駐足徘徊,一旦陷入沉默,我便告訴自己,我可以在安全又隱密的沉默中找到生存之道。

當時是二○○三年七月,父母跟我剛剛從南韓前往澳洲。為了追求生活、工作、教育的新鮮機會,才決定移民,原本令我振奮,然而到了雪梨北部瓦倫加(Wahroonga),在這個清幽的富裕郊區落腳,我才明白自己的愚蠢。我們撇下了好友、以真正的辛香料烹調的食物、與我們使用相同語言的四千八百萬人。結果呢?結果我覺得格格不入,無論是在沃爾沃斯超市(Woolworths)的冷藏區走道,或是在當地公園的攀爬架頂端,都有一種被硬生生拎出來的感覺,令人困擾。

對於我的怨言,雖然父母同情,但他們卻不為所動。他們一再地說這只是過渡期,會引發不安與困惑很正常,於是我明白了他們的態度。

我的父母兩人迥然不同。我父親來自人丁興旺的保守家庭,成長於朝鮮半島最東端的鄉鎮。我母親是首爾人,由溫文爾雅的改革派人士養育長大。我父親謝絕物質享受;我母親則生性奢華。他喜愛結交朋友;她重視觀點。但移民的各個階段凸顯了他們共同的特質:熾烈的獨立自主與實現夢想的決心。

在雪梨的最初幾週,父母讓我坐在出租車的後座,開車在城裡四處奔波,將待辦事項一一辦妥。採購家具、註冊稅號、承租公寓—每件事都將我們與這座城市更緊密地綑綁在一起,卻無法增進歸屬感。我問爸媽有沒有我能效勞的事,他們說我只有一項任務:「適應學校的生活,好嗎?」

我註冊的小學在郊區,瓦倫加的當地人稱為「荒野學校」(Bush School)。學校的四周是自然保護區,校園隨時都瀕臨被植物侵占的狀態。一叢叢的灌木攀附著教室窗戶,跟耳朵一樣大的菇類在無人的露天廣場座位上欣欣向榮。夏季時,校園鬱鬱蔥蔥,蒼翠欲滴。然而在那年八月的冬季週一早晨,我念三年級的第一天,葉片微微泛出銀光,暗影遮蔽了校園的邊界。

在三年班的黑板前,年輕的霍爾小姐(Miss Hall)一身粉藍色的衣裳,臉上的所有稜稜角角彷彿都消融在柔和的表情中。她招招手,示意我進教室,我拖著腳步到教室前方,她以完美的草書在黑板寫下:「徐輔賢,南韓人。」在我面前,差不多三十個人看到這出乎意料的文字組合,紛紛瞪大了眼睛。

在那一整週,我都是全班的關注焦點。在操場,我發現博得最多笑聲的把戲是戲謔的鬥嘴。一位班上同學會讚揚西方文明的成就—「白麵包很不錯吧?」我則搬出自己會的數十個英文單字回應:「才不呢,米飯更好!」其他小孩會搖搖頭,卻掩飾不住他們對衝突的喜聞樂見。

一個月下來,同儕對我的新鮮感漸漸消退,我跟他們的分歧就變了個樣。當我們在運動場上或是在做分組作業時起衝突,我會遲疑不決地嘗試為自己說話,一邊感到惱怒,閃現怒氣。在那些零和的情境中,我察覺身為異類,動不動便會引發爭執,要是一個手勢或是幾句話被誤會或曲解,便可以把人逼到崩潰。

跨越語言藩籬最艱難的部分,是適應跟人的實際對話,也就是習慣對話迅速而多層次的節奏和許多說變就變的觀點。這些難處會在爭吵時加劇。言語會變得沒那麼精確,而壓力會壓制一個人的能力。不嚴謹的言語與殘破的句子,就像是支離破碎的言論渣滓會絆倒我,我始終沒有辯出什麼名堂。

有些孩子也沒什麼惡意,就是憑著野性的本能追求力量,利用了他們的優勢。他們會皺起臉,詢問有沒有人聽得懂我在說什麼。其他人會拚命打圓場,又無法堅定和事佬的立場,最後撇下一句懦弱的「算了」便走人。連著幾個月,我都在努力不要屈居下風。奮戰的我、討價還價的我、懇求的我,每個我都在盡本分。

二○○三年十一月,在學年即將結束時,我察覺自己不想再跟人理論了。任何問題或原則,似乎都不值得我付出異議的代價。要是我試圖推翻別人的見解,我的腿、胃、喉嚨至少有一個會造反。

因此,我學會了露出疏遠的笑容。在教室,我會忙不迭地承認無知;在操場,我會認錯。即使語言能力有了進步,我最常用的詞彙範圍縮減到了「是」跟「好」。在剛開始妥協的那陣子,我牢牢記下自己不曾吐露的異議,想著也許改天會想說出口。但時間一久,連那些記憶都淡去了。

到了二○○五年一月升上五年級,我已經懂得如何讓自己的親和力發揮最大的效益。學校成績單上的評語稱讚我性格開朗、肯聽話。在朋友之間,我會調停衝突,引導眾人對話,讓大家達成共識。我父母跟在南韓的親戚說,我適應得相當不錯。

我的確適應良好。在爭執中,啞口無言曾經令我覺得丟人,但那時的我認為真正丟人的是選擇了跟人理論,吵得面紅耳赤、口沫橫飛,是怎麼辯都沒用。我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能夠平安渡過童年的妙法。

二○○五年三月的某一天下午,發生了一件事,瓦解我建構將近兩年的生活習慣。

不喜歡爭執,卻參加了辯論比賽

午休後,我走進禮堂,一邊咒罵我背叛了自己。三天前,我的五年級老師萊特女士(Ms. Wright)號召自願者參加學校的新活動:「辯論,是一種有組織架構的議論,由兩支隊伍爭取觀眾在情感與思想上的認同,彼此鬥智!」幾乎每個人都敬謝不敏,我舉步就往教室外走去,老師向我招招手,我便點頭同意了她的請求。為了不跟老師爭執,我選擇去辯論。

規則很簡單:中立的第三方會指定一道辯題,例如:「我們應該全面禁止動物園存在」,不管每個人的實際信念是什麼,直接指派三個人擔任正方的隊伍,另三個人是反方的隊伍。正方的第一位辯手開啟辯論,然後雙方輪流上陣,直到每一位辯手都用完他們分派到的時間(我們是四分鐘)。

辯論結束後,代表中立的評審,通常是辯論的老手會裁定哪一方獲勝。他們評量每一位辯手的標準有三項:言語的風格、論述的內容、發言的手段或策略。但他們最終極的裁量只需要摸著良心,思考一個問題:哪一方說服了他們?

前一天晚上,我沒睡好。正規的辯論隊準備論據的時間有限(從十五分鐘至一小時不等),學校卻給了我們好幾天,實在很好心。對我來說,平常鬧意見的惱人之處,就是得當場回應。我真的恨不得發生口角時能讓時間靜止,即使只停個一時半刻,我也能整理思緒,挑出適當的言語。既然正方的第一位辯手是我,我便可以預先規劃好一切,埋頭研究題目,寫稿寫到三更半夜。

禮堂的布置很簡單,舞台上有兩張桌子,每張桌子有三個席位,席位從適當的高度面向大概六十位學生,他們坐在排得歪歪斜斜的幾排座位上。我避開他們注目的視線,走在兩位隊友的後方:依莎貝拉(Isabella)是步伐很大的運動健將,還有神經質的男孩提姆(Tim),我們的目的地似乎令他兩腿打顫。雨水落在金屬屋頂上,奏出不祥的打擊樂曲。

我們的對手是五年班,也就是五年級的另一個班級,他們已經就坐,當我們登上階梯,來到與他們相同的高度,他們向我們亮出嘲諷的臉色。他們隊伍裡的兩位女生很快便恢復閒聊,向在觀眾席的朋友們揮手。但是第三位成員亞瑟(Arthur)一直看著我們這邊,他是戴著金屬框眼鏡的模範生。平時在操場上,亞瑟就讓我傷透腦筋,他把聰明才智用在展示自己卓越的知識,從植物學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各種主題都能飛快拋出論述,還一直打斷別人,讓人說不了話。

可是在這座舞台,每個人的發言時間與考核標準都保證一樣,亞瑟似乎便不是那麼可望不可即。之前,我只注意到他挑起的眉毛和擦得亮晶晶的鞋子,那時我突然看見他襯衫上的小小汙漬和他右頰的痣。

在舞台中央,萊特女士將一頭濃密的頭髮撥到後方,以宏亮的嗓音開啟辯論比賽:「午安,歡迎各位!你們即將看到的是一場辯論。在辯論比賽中,在一個人發言的時候,不管這個人是誰,其他人都要靜靜地聽。」她伸出一根手指放在嘴脣上,以長達二十秒的「噓」引導觀眾安靜下來。

接著,萊特女士用另一隻手拿起一本筆記。「把你們的筆記本橫放,在頁面上畫出六個欄位,每個辯手一欄。我要你們在欄位裡,寫下每個辯手提出的全部論點。辯論賽的規則是每一個論點都要有一個回應,因為有人提出了那個論點。」觀眾連忙照著她的吩咐動作。有的孩子用尺畫出四平八穩的完美線條;有的人徒手畫線。「辯論完畢後,判斷贏家的基準並不是我們抱持的立場,

也不是看辯手是誰,而是根據論點的品質。有問題嗎?」然後,我聽到辯題—「我們應該全面禁止動物園存在」,隨後是我的名字。我成了禮堂裡眾所矚目的焦點,心情不禁沉重起來。為了打斷掌聲,我收拾好索引卡,走向舞台中央。

從台上邊緣看去,是我前所未見的景象。觀眾席的每一雙眼睛都盯著我。每一張嘴巴都開開的,卻沒有出聲。評審是一位六年級的老師,他握著筆,筆下是空白的筆記本,準備寫下我的主張。從我搬到澳洲以來,那是我第一次覺得或許會有人聽見我說的話。

幾年來,我都在閃避爭執,但沒有奔向爭執是不是錯了?

好好議論,是社會應有的本質

在二○○五年那個決定性的日子之後十七年,我依然朝向良性的異議邁進。在這條路上,我抵達了幾座里程碑,但沒有終點線。我兩度贏得世界辯論大賽的冠軍,輔導過兩支世界頂尖的辯論隊:澳洲中學辯論隊(Australian Schools Debating Team)與哈佛大學辯論聯盟(Harvard College Debating Union)。我輾轉世界各地,從南韓到澳洲,還去了美國和中國,並且在每個地方追求更精妙的異議之道。

在我的生命歷程中,經歷過兩種形式的辯論。一種是賽場辯論,這是正式的比賽,對立的雙方要在公正的評審面前,依據他們分派到的主題發表論述。這種競賽的起源要回溯到古代,也就是回溯到古希臘的修辭教育,還有回溯到早期佛教徒的宗教訓練,而辯論賽的演進則與議會民主制度的發展交織。如今,賽場辯論在世界各國的中學與大學欣欣向榮,多到誇張,就連前總統與首相、最高法院法官、產業領袖、得獎記者、知名藝術家、公民社會領袖,都曾經是辯手。辯論是相當容易上手的活動,卻不可能精通,因此小孩子和總統候選人都可以參與。(這兩者說明了什麼?)

另一種形式的辯論,則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分歧。沒幾個人會加入辯論隊,但每個人在大部分的日子裡,都會經歷到某種形式的爭辯。既然我們不只對世事應該如何莫衷一是,對世事的現狀也眾說紛紜,光是討論都能引發衝突。在隨之而來的各執一詞中,我們試圖說服別人、找出解決方案、測試信念、捍衛自尊。我們正確判斷出自己的個人利益、職業利益、政治利益,不但要仰賴我們贏得這些爭執的能力,也要仰賴我們以正確的方式勝出。

我的主張是辯論可以教導我們,如何在日常生活中,以更好的方式提出異議。擅長異議之道的好處多多—可以達成自己的目的、減少未來的衝突、維繫與對手的關係……這些都會在本書一一介紹。但我要以更謙和的言詞定義異議的宗旨:我們提出異議的方式,應該達成一個有異議比沒異議好的結局。

賽場辯論的五項基礎要素有:主題、立論、反駁、修辭、靜心,操作每一項要素有其所需的技巧與策略。我相信這些要素揭露了日常議論的根本道理,總結來說,形式正規的邏輯容易理解,應用範圍也比談判協商更廣。

而賽場辯論的方法可以活用到四個生活場景—劣質的異議、人際關係、教育學習、科技,我將在《哈佛大學的思辨溝通術》會在提出充分的理由,說明優質的議論為什麼可以改善我們在私人與公共領域的生活。在此,我主張已有千年歷史的傳統賽場辯論,可以讓我們更有凝聚力,而不是杜絕議論,群體才能運作順暢。一如任何踏實的驗證,結論並非總是顯而易見。辯論的歷史充斥著支配、操縱、油嘴滑舌、排除異己的事件。但我主張辯論也有可能開創出更美好的局面:我們的生活與社會,都因為令人振奮、有愛心、揭露訊息的異議而更豐富多彩。

我明白在這種時機寫一本探討良性議論的書很怪。這年頭,沒有多少人會被送上沙場,向政治對手開戰,但分歧在人心中勾出的猜疑、蔑視、憎惡,似乎跟以往一樣鋪天蓋地。在隨之而來的爭論中,我們居心不良,各說各話。正是在這種時候,辯論的意願似乎上升了,但在辯論中維持對話所需的價值觀與技巧卻跌到最低點。這便是我們所說的「兩極化」(polarization)—問題不在我們意見不合,甚至也不是我們有太多或太頻繁的異議,而是我們表達不同意見的方式很拙劣:我們的爭吵既痛苦又無用。

在眾聲喧嘩中,有的人放棄了提出異議的希望。二○一二年,美國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米特・羅姆尼(Mitt Romney)在一場私人聚會中說,四七%的人永遠站在民主黨那一邊,那些人長期仰賴政府接濟,不繳所得稅。四年後,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.柯林頓(Hillary Clinton)說對手的支持者有一半「極其惡劣」。兩位政治人物都道歉了,儘管認定有些人無法被說服、不能理性議論的想法是禁忌,卻是已經融入選舉政治的一般邏輯思維。

然而,對溝通喪失信心的最嚴重後果,可能更容易出現在戀人、朋友、家人之間的沉默中。加州大學(UniversityofCalifornia)的研究人員發現,在二○一六年美國總統選舉後幾週,當政治立場相反的選區民眾共進感恩節大餐,他們聚餐的時間縮短了三十至五十分鐘。「全國跨黨派的感恩節大餐對話,減少了三千四百萬個小時。」

可惜,從來沒有比現在更適合辯論的時代。如今這個時代,我們擁有空前的個人自由、選舉參政權、全球連結。我們的輿論更多元,公眾的對話也受到更多的質疑,這是史無前例的現象。承認我們分歧的意見不盡完美,並不需要貶低這些重要的成就,也不代表我們應該美化過去。我們不曾接納過這樣的多元化,也沒更懂得駕馭我們的異議。因此我們需要打造一條新的出路。

在如此動盪不安的時代,我們或許會情不自禁地渴望萬眾一心,也就是守住我們的共同點,排除異己。雖然我天生是內向人,大多時候都會感受到羞怯本能的拉力,但我也親身經歷過這種渴求的苦果。

在雪梨的童年歲月裡,有好幾年我都在消弭生活中的糾紛,試圖建立共識。這樣的經歷讓我相信愉快的生活並不多見,因為維繫那種生活必須付出太多的妥協與自我背叛。那會侵蝕人際關係中最寶貴的特性,包括:直率、質疑、脆弱性。

我在世界各地的閱歷,則讓我相信少了異議的政治生活也是貧瘠的。在最佳狀態下,國家是由不斷發展的議論構成的。這樣的族群觀點,最能尊重人類的多元化與開放性的未來;反之,一意孤行地堅持萬眾一心,在歷史上往往會走向獨裁專制與簡陋的多數主義。在自由開化的民主世界,進行良性的議論不僅是社會該做的事,也是社會應有的本質。

爭執,是重新打造這個世界的解藥

剛到澳洲那些年的痛苦歲月中,我知道自己的苦難是怎麼來的。我在主日學校(Sunday school)* 學過,一座名為巴別(Babel)的城市導致我們有各種語言。這個世界的人類曾經只有一種語言,傲慢自大的人類決心建造一座能夠直通天堂的高塔。然而,當高聳的建築突破天際,上帝震怒了,出手干預。祂打亂人們的語言,大家再也不能彼此理解。接著,祂把人驅散到世界各地。

許多年後,我對這則故事才有不同的解讀。巴別塔崩毀以後,人間亂象四起,形成了新的文化與方言—這是作家童妮.摩里森(ToniMorrison)在獲得諾貝爾獎後的演講中,雄辯滔滔提出的見解。我們從巴別塔上被趕下來,在街區安家落戶,展開艱辛的旅行與翻譯。

巴別塔被毀了,我們不得不開始辯論,但辯論給了我們更開闊的人生。

常有人問我,怎麼有辦法在論戰中抒發己見,這裡指的不是朋友間的鬥嘴,而是在競賽的壓力下。這個提問,讓我苦思答案多年。如今,我反而納悶怎麼有可能不抒發己見。隨然提出異議不見得是回應衝突的最佳方式,但披露的訊息卻可能是最豐富的。我們爭吵的時候必須吐露自己的想法,這是鬥毆或簡單的忍耐做不到的。當我們跟世界起衝突時,我們會發現自己的界線,看見自己的本性與信念。

現在,我們習慣將異議視為社會出問題的癥兆,或是當作我們不知滿足的原因。的確,異議兩者皆是。但我最終極的希望是說服讀者,爭執也可以是解藥,是重新打造這個世界的工具。在初次接觸辯論的那個二○○五年三月午後,我對這些一無所知,也不具備這些口才。但我覺得自己得到了救生筏,不僅能夠自救,還能前往光明的未來,只是我得堅持下去。我從舞台基督教教會主持的宗教教育課程,因為在主日(Sunday)進行,故名。

邊緣凝視觀眾,感覺到有個東西在內心萌芽:那是我的抱負,青嫩且堅定。我的呼吸慢下來。我回想辯詞的開頭幾句,覺得腳下的地面恢復堅實。我猜一旦自己開講了,或許永遠不會再停下。發聲就是這麼回事:你絕不會知道下一句會是什麼。

* 基督教教會主持的宗教教育課程,因為在主日(Sunday)進行,故名。

本文摘自:《哈佛大學的思辯溝通術:世界辯論冠軍教你活用辯論技巧,快速產出觀點、加強說服力、化解衝突、創造利益最大化》,作者:徐輔賢(Bo Seo),出版社:采實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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