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妳這個不識好歹的查某!」,遭遇職場性騷擾後,我選擇反擊體制
工地早上七點的工具箱會議,晨光還帶著營造工地特有的濕冷。我戴著象徵工安人員的紅帽子,手上拿著擴音器,像個在叢林裡誦經的尼姑,對著台下一整排擁有二、三十年「現場經驗」的師傅們,聲施力竭地宣導不要隨地便溺。
在這個現場大過天的鷹架世界裡,教科書上的科學管理,連個屁都不是。
師傅們用行動證明了他們的機動性。廁所在遠方,工作在高處,膀胱不等人,道理就這麼簡單。只要巡一圈工地,那些散落各處的保力達 B 與茶裏王空瓶,就是最現成的尿壺。那一刻我才明白,我們在辦公室裡高談闊論國際 ISO 標準,師傅在幾十公尺的高空談排泄自由。
這就是底層的無奈,在台灣的營造業裡,你往往可以沒有安全帽,但你絕對不能沒有忍耐。現代科學管理,終究敗給了師傅二十年的人體工學智慧。
然,更大的忍耐,叫做「業主關係維護」。當「年輕、未婚、女性」這三個標籤同時貼在女性身上時,恭喜,妳自動解鎖了每週的「無薪陪業主喝酒」任務。
這項職稱從沒寫在名片上,薪資條上也找不到這筆應酬津貼。但在工地的陽剛文化裡,這是一條不成文的潛規則,一旦拒絕,妳就會被自動翻譯成那個「不識好歹的查某」。
在某次酒過三巡的業主餐敘上,那位被眾人簇擁著、人稱「阿布拉」的主任,用一根輕巧的食指,毫無預警地戳進了我的腋下窩。那一秒,我腦中閃過的竟然不是憤怒,而是一種近乎抽離的奇異清醒:原來教科書上寫的職業傷害,還包含這一種。
性騷擾的法律定義很公平,只要當事人覺得不舒服,就算數,當下我心裡很不舒服,覺得噁心,那就是性騷擾,所以我隔天推辭了下一場酒局。
再隔天,一張人事調令下來,我從台北被流放到了中科建廠。
工地圈的懲罰邏輯,和古代發配邊疆的權力遊戲本質上毫無二致。
自己看著帳戶裡尚未還清的學貸,租屋處隔壁吵雜的移工宿舍以及他們食物混雜的魚露氣味,我為了撫慰受挫身心、狂吃垃圾食物堆積出的三層真實肥油,房租一毛都省不了。
我當機立斷,遞出辭呈。有些底線,終究比下個月的帳單更重要。
離開工地後,我決定考取「勞動檢查員」。我想要考勞動檢查員,去修理這些藐視女性的工地男人。我走向體制,絕非出於對它的崇拜,而是因為我在底層現場,已經看透了太多無能為力的荒謬。
師傅在高處沒有安全索,女性在餐桌沒有拒絕的權利,申訴管道永遠只存在於漂亮的六法全書裡,從不曾降臨在現實中。既然現有的遊戲規則保護不了我們,那老娘就換個身分,進去重新洗牌。
後來,我真的考上了。
只是,當我真正進入體制、握著勞動檢查權限時才發現,公共治理的考量層層疊疊,充滿了方方面面的利害關係。原來,圍牆內的公共體制,是另一個更加魔幻、更加黑色幽默的故事了…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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