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-04-12 23:45
Vivi羅琳／Vivi羅琳追愛旅行ing
張文隨機殺人事件背後：低薪、霸凌與社會壓力的隱形危機
這不只是個人失控，而是社會長期累積的結果
我仔細看了最近的「張文隨機殺人」事件，越看越覺得，這不只是個人問題，而是整個社會出了很大的狀況。
如果把他的生命歷程攤開來看，很可能會發現一條熟悉的路線：在餐飲業時被霸凌，進入自願兵之後又再次遭遇霸凌。長期累積下來，心裡只剩下煩、悶、壓抑。想反抗卻不能反抗，想說卻沒有人願意聽，最後才一步步走到失控的邊緣。
在走到悲劇之前，有沒有人願意聽他說話？
我不是在替任何暴力行為開脫。但我真的忍不住想問一句：在事情走到這一步之前，有沒有人曾經聽他好好說過話？
哪怕只是隨便找一個網友聊聊天，哪怕只是有一個出口讓情緒被承接，結果會不會不一樣？去健身房、去找人說話、去抒發情緒，而不是把所有痛苦往內吞，最後用最極端的方式傷害他人。
為什麼身邊的大人與同事，都沒有接住他？
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，家長、同事、朋友，其實都有責任。就算孩子已經長大了，如果發現身邊有人出現明顯的異常狀態，不管多麻煩，還是應該向主管通報，讓專業的社會或心理資源介入。否則，有些人走向自殺，有些人走向殺人，最後留下的都只是無法挽回的憾事。
低薪、過勞與無未來感，早已讓人喘不過氣
再說到更大的結構問題。台灣現在的經濟狀況，本來就已經讓人喘不過氣。低薪長期不漲，加班成常態，努力工作卻依然看不到未來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如果又遭遇霸凌，卻完全沒有出口，怎麼可能不出事？
三十多年薪資停滯，不是個人問題
低薪現象讓台灣勞工的生活壓力日益沉重。從我小時候到現在，我已經四十多歲了，薪水幾乎沒有任何調整。父母當年領三萬多元，而如今我四十幾歲，薪水依舊停滯不前。這樣的現象，從三十多年前到現在，從來沒有改善過，怎能說是正常？
與日韓相比，台灣到底卡在哪裡？
與此同時，鄰近國家如日本、韓國，尤其是韓國，在同樣的三十多年中，薪資水平有了顯著的提升，甚至與歐美國家接軌，其薪水水平是我們的三到四倍。日本自戰後至今也能逐步提高薪資水準，同樣是戰後發展，為何台灣卻無法實現相似的進步？這顯然涉及政策缺失，以及勞工在爭取自身權益方面的力量不足。
科技強國，卻讓多數勞工長期被壓榨
台灣雖然擁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產業，例如國際知名的 TSMC 等，但在「人口平均薪資」或更廣義的薪資水準上，仍明顯落後於日韓與歐美國家，僅略高於東南亞某些國家。這種現象清楚顯示，背後有制度性的操作，政府對勞動力的剝削未能得到合理補償，而獲益者多為商人與大型企業，普通勞工則承受三四十年的壓榨卻未得到應有的報酬。
統計數字好看，生活卻依然困難
政府媒體和政策言論往往淡化低薪問題，宣稱加薪困難或不可行，實際上勞工工作量比日韓及歐美更大，生活品質卻極低，基本生活開銷扣掉後無法存錢。帳面上看似最低薪資提高、平均薪資合理，但這只反映在統計數字上，真正基層勞工的生活依然拮据。
當壓力沒有出口，只會走向極端
這種長期的低薪現象，造成勞工壓力極大，進而引發社會各種連鎖問題。壓力與不滿可能導致霸凌、犯罪或自殺等極端行為，形成一個連鎖的社會問題，並非單一事件所能解釋。
長期壓迫，會把人一步步推向反社會狀態
我們真的要正視一個問題：長期的壓迫、羞辱與無力感，會把人一步步推向反社會狀態。
我為什麼這麼有感：因為我自己也經歷過
我之所以這麼有感，是因為我自己也經歷過。
以前我做過餐飲業，只撐了三天就離職，原因很簡單：被霸凌。
餐飲業的霸凌，其實非常普遍
那時候我還在讀大學，而霸凌我的人只是高職畢業、全職工作，卻用極其難聽的方式罵我。那就是赤裸裸的職場霸凌，而且在餐飲業裡，非常普遍。
軍中制度的問題，從來不是個案
再談到兵役制度，問題同樣不只是個案，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構性缺陷。我詢問過多位男性朋友，他們一致指出，軍中「絕對服從」的制度，本身並非問題，真正的問題在於，當這套制度被用來合理化霸凌與過度操訓時，個體幾乎沒有任何保護或申訴的空間。
當「訓練」變成變相體罰
人的體能本就存在極限，沒有人是奧運選手。仰臥起坐、長跑、伏地挺身等訓練，本應有合理的最低與最高標準，而非無上限地加碼操練。若以基本醫學與健康標準來看，制度上完全可以設定安全範圍，避免訓練淪為變相體罰，甚至造成長期的身心傷害。
被忽視的言語霸凌，其實是精神暴力
更嚴重的是，軍中對言語霸凌的長期忽視。長官以羞辱性語言貶低部屬，卻被包裝成「訓練」、「磨練心志」，在絕對服從的體制下，受害者往往只能吞忍。這種精神暴力，並不因為發生在軍中就變得合理。
從洪仲丘到隨機殺人，只是壓力出口不同
洪仲丘事件已經清楚揭示這套制度的危險性。那是一個忍到身體崩潰、最終付出生命代價的案例，與自殺並無本質差異。而這一次，社會面對的卻是隨機殺人事件——不是因為有人忍不下去選擇傷害自己，而是壓力最終向外爆裂，傷害無辜的大眾。
沒有申訴機制，只會逼人走向更極端的出口
如果低薪結構、職場霸凌、軍中霸凌持續並存，而社會又未提供任何有效的申訴與承接機制，那麼壓力只會不斷被推向更極端的出口。這不是個人心理素質的問題，而是制度長期失靈的必然結果。
因此，不論是在軍中或職場，言語霸凌與身體霸凌都應被明確禁止，並建立可匿名、可追蹤、真正有效的申訴機制。所謂「學長制」、「傳統文化」，不該成為傷害他人的藉口。社會應該向更好的制度學習，而不是拿落後與不合理來彼此比較。
舊制度不適用於今日的年輕人
每一個人，都是父母用十幾二十年養大的孩子。把人操到身心受創，並不會讓人變得成熟，只會讓人對社會徹底絕望。在不同世代背景下，繼續用過時的「絕對服從」邏輯套用在今日的年輕人身上，本身就是一種制度性的暴力。
童年霸凌的經驗，我到現在都還記得
再往前推，我小時候也曾經被霸凌。通常比較安靜、不太說話的孩子，真的比較容易成為目標。
我記得國小時，我的書包被踢。如果我當時沒有反抗，接下來很可能就不是踢書包而已。對方甚至把腳抬到我臉前，做出要踢我的動作。而我是女生，對方是男生。
我當下非常生氣，直接對他說：「你在幹嘛？你是想要我告訴老師嗎？」從那之後，他就不敢再動我。
不是每個人，都有勇氣反擊
但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這樣做。很多文靜的人，真的只會一路忍，然後一路被欺負。
那種感覺，我懂。因為那不是只有害怕而已，而是在全班、在眾目睽睽之下被羞辱。換句話說，那就是一種公然侮辱，是非常強烈的精神暴力。
這種經驗，不會輕易被忘記，甚至可能一輩子都留在心裡。
後來學校換了班級，重新開始。我選擇不再沈默，有不爽就說，慢慢變得比較活潑，也不再怕衝突。結果就是，再也沒有人敢欺負我。
但我也很清楚，並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。於是，那些不敢反擊的人，就只能默默累積這些傷害，變成長期的霸凌創傷。
為什麼早期介入與諮商，這麼重要？
台灣社會，某種程度上確實存在「欺善怕惡」的文化。說得更現實一點，這不只發生在台灣，而是全世界都存在。
也正因如此，輔導諮商與早期介入，真的不是可有可無的選項。
希望大家都能多留意身邊的朋友與親人，在還來得及的時候，伸出援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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